济南市文化东路,路如其名,是一个文化味儿十足的地方:其附近有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建筑大学等多所高校,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大学城。 5月21日,记者来到这里,拜访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刘玉晨先生。

刘玉晨(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个人简历
  刘玉晨,1939年9月生,夏津县东里镇张里庄村人。
  历任株洲市歌舞剧团及戏剧研究室编剧、株洲市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株洲日报》社记者、编辑;《山东青年》杂志编委、编辑室主任;《山东青年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山东省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及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常务副主任。曾任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山东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山东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曾任社会兼职:山东省文联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青少年事业发展基金会顾问、山东省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山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山东省影视评论学会常务理事。
  现任社会兼职: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山东老新闻工作者协会顾问。
  济南市文化东路,路如其名,是一个文化味儿十足的地方:其附近有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建筑大学等多所高校,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大学城。 5月21日,记者来到这里,拜访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刘玉晨先生。
  山东艺术学院是一所综合性艺术院校,与南京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并称为“中国六大艺术学院”。
  如今,山艺的绝大部分专业已搬迁至长清校区,但这里仍散发着浓浓的艺术与学术气息,一进校门,便有丝竹悦耳、歌声悠扬,教学楼上镌刻的 “闳约深美”四个大字随之映入眼帘——这个清代著名词人张惠言用以评价温庭筠作品的短语,即是山艺的校训。
  记者正沉浸在乐曲声中时,忽然有熟悉的家乡话传来: “你们就是家乡来的客人吧?”眼前是位长者,一头白发、身材清瘦,但精神矍铄,和蔼且有学者气质——这自然就是刘玉晨先生了。刘夫人告诉记者: “老刘听说要有老乡过来非常高兴,这不一大早就在家等着了。”
  随后,采访就在刘玉晨的家中进行。
  出身 “红色家庭”周总理的一句话影响一生
  1939年9月12日,夏津县东里镇张里庄村,刘玉晨出生了。而就在一年前,其父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玉晨常说: “我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 ‘红色家庭’。”父亲曾在冀鲁豫军区西进支队、延安教导旅、西北野战军等部队中担任军官,跟随党和军队战斗全国、戎马一生。母亲则长期在八路军渤海军区从事地下工作,不幸于1948年冬南下途中牺牲。
  可以说,刘玉晨的童年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他跟随父母辗转各地,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与百姓受的苦难。
  “有一次,鬼子来扫荡,我母亲逃跑途中跳入河中,躲在水草茂密的地方,并把外衣脱下来扔在河面上,外衣顺着水流漂到远处,鬼子看到后就是一阵扫射,母亲就趁机逃走了。”如此像抗战电影中的镜头,经常出现在刘玉晨的生活中,这点燃了他心中对侵略者的仇恨,也激发他一定要改变自己生活乃至国家命运的决心。
  战争年代,学习自然处于非正常状态。由于父母都有师范学历,因此刘玉晨的学习一是靠父母教,二是靠自己学。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刘玉晨仍坚持用心学习,功课竟也一点没落下,尤以语文为佳。
  1951年,父亲调往北京工作,刘玉晨也因此来到北京,并于第二年进入北师大附中二部 (今北京101中学)读初中。这所始建于1946年的著名学校,是党在革命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很多革命前辈的子女就读于此。在这里,刘玉晨经历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事。
  “1953年5月24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刘玉晨眼中闪现着可以穿越时空的光芒, “那是个周日,但我听说那天好像有人要过来检查卫生,我是生活委员,就留在学校做扫除。”刘玉晨当时正在扫地,突然听到楼道里一阵躁动,脚步声非常急促,他就跑过去看,只见楼梯上已经聚集了四五十个同学。刘玉晨在人群中望过去,一下子惊呆了——“这不是周总理和邓妈妈吗?”
  “周总理当时告诫我们: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你们不能搞特殊,若要特殊,也要把为祖国、为人民做更大贡献作为一种特殊’。”这件事,后来被广泛熟知并载入中国教育发展史。 “周总理的告诫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从那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奉献祖国和人民的愿望更加强烈。”
  初中毕业后,刘玉晨去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他告诉记者,他从学生时代延续至今的、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这一点在他高中毕业后的那段时间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高中毕业时,刘玉晨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进行隔离治疗,这反而让他收获了一段可以整日安静读书的 “美好时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读完了国内作家鲁迅、巴金、茅盾的几乎全部作品,国内著名导演、电影理论家张骏祥的作品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阅读了凡是能找到的书籍上百本,其中包括国外作家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拜伦、海涅、聂鲁达的全集等,作了三大本笔记,很多精彩的段落他至今都能背诵。
  勤奋的阅读培养了刘玉晨出色的写作能力,高中时期他就开始进行诗歌、散文的创作,并在同学中有 “文豪”的绰号流传。直到今天,刘玉晨仍然笔耕不辍,业已发表社评、文艺评论、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等500余篇及书稿4部,被全国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收录。
  刘玉晨用的最多的一个笔名是“聂海”,在他创作旺盛期,这个笔名在国内文艺圈里赫赫有名。他解释说,这个名字取自他最欣赏的两位诗人——海涅与聂鲁达,前者诗文生动优美,后者作品气势磅礴,对他的创作影响深刻。

 1987年,刘玉晨(右三)在龙口与著名作家张炜(右二)在一起。
奉献媒体30年主持创建山东青年报社
1960年,刘玉晨痊愈。此时的他,做出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不读大学,而是去湖南株洲从事创作。
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那时的株洲正掀起大办工厂的热潮,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信奉 “创作灵感一定源于生活源于实践”的刘玉晨看到了这里蕴含的活力与素材富矿,果断前往。
他的第一站是株洲市歌舞剧团及株洲市戏剧研究室,从事编剧工作。这一年,年仅21岁的他创作出诗歌大联唱 《技术革命红似火》,经株洲市化工厂文工团排练后,在湖南省级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随后他又创作了一部歌剧、一部花鼓戏,在舞台上展演近百场。
1961年下半年,刘玉晨被调往株洲市广播电台。一年后,他又来到株洲日报社,从事记者及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刘玉晨说,在株洲日报社的几年他收获颇丰,不断的奔走采访为他积攒了丰富的素材,而用心的学习让他成长迅速。刘玉晨记得,夏天的株洲,气候炎热潮湿,来自北方的他非常不适应,但在别的同事都去外面乘凉时,他仍然躲在蚊帐里看书、写作,汗水湿透了他一件又一件衣服。
1965年12月,为照顾身在家乡的祖父祖母,刘玉晨放弃了这个工作回到德州,先后在德州市文教局及五中工作。
虽然文革时期教学秩序并不正常,他也从未想过未来自己还会回到学校的岗位上,但这段时间的历练为他以后的工作提供了经验。
1975年4月,山东省一报两刊之一的 《山东青年》杂志筹划复刊。文革末期,文艺及新闻专业的人才紧缺,团省委了解到刘玉晨的情况后,就将他调过来参与 《山东青年》的复刊工作。至1983年,他已是这本杂志的编委、编辑室主任。
多年的文艺创作与新闻工作经验让刘玉晨在这个岗位上游刃有余。 1984年 3月,他又承担起《山东青年报》复刊及山东青年报社的创办工作,在团省委领导和新来的同事齐心协力之下, 《山东青年报》很快就正式出版了。
在出任山东青年报社副社长、副总编期间,有一件事让刘玉晨记忆犹新。 1984年4月,昆明军区部队陆军第14军、第11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对入侵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者阴山地区的越军进行炮火还击,惨烈的老山战役爆发。为鼓舞前线战士的士气,来自山东大学的8名女大学生绣了一面写有 “战士在我心中” 6个字的锦旗送往前线,很快她们就收到了来自前线的回复,同样是6个字——“祖国在我心中”。
刘玉晨了解情况后,意识到这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选题,于是立马派记者前往山大和前线,用大幅版面报道广西、云南边防前线部队指战员的战斗生活、英雄事迹及山东青年支援前线的爱国主义热情。
这次被称为 “双心”的采访活动很快在全省乃至全国掀起热潮,共青团中央对该活动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号召推广,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栏目、《中国青年报》等纷纷进行了报道。在1985年全国青年报刊工作会上,时任团中央副书记的李源潮同志对“双心”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
刘玉晨总结说,作为新闻工作者,新闻敏感最为重要,这需要用心思考与丰富经验, “要懂得在什么样的时机该做好什么样的宣传,把握好这一点,新闻工作才有方向”。
1985年,刘玉晨被调往省广电厅,被任命为山东省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及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一职。接下来的5年里,他主持拍摄了电视剧 160多部(集)、电影1部,创办了 《影视文学》杂志,并拿下包括2个 “飞天奖”在内的5个国家级大奖。

1985年,刘玉晨(右)与著名作家李存葆在一起。
转型高校领导狠抓学校升级出成效
1990年,鉴于其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经验,刘玉晨被调往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主抓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这所学校地位不高、名气不大,刘玉晨刚刚任职期间,甚至有朋友问他 “这个学校是干嘛的”。
但刘玉晨是个用心的人,他根据学校实际提出了 “三结合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等工作方法,该方法随后在全国电大系统及省内多所高校得以推广。
接下来,刘玉晨带领电大学生在两个省级高校知识竞赛中拿到两个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仅次于山东大学,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与地位。
1993年,刘玉晨又来到山东艺术学院,出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1995年,他出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直到2000年退休。在山艺的7年间,刘玉晨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校升级上。
学校升级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软件,另一方面是硬件。山东艺术学院当时属于本科院校,没有硕士招生资格,在刘玉晨的带领下,山艺进行了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全面提升,两个专业被评为省重点,并于1998年获得国家批准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此外,刘玉晨主持了学校的基础设施改造工作,建起3座宿舍楼及师生食堂、留学生楼和综合楼,学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承载能力显著加强。
对于艺术教育,刘玉晨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艺术高校不是培养“匠人”的地方,而是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创造力,让他们懂历史、富底蕴、有文化。在几届全国综合性艺术院校交流协作会上及国际艺术院校校长论坛上,刘玉晨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

1999年3月,刘玉晨(右一)代表山东艺术学院与澳大利亚格列菲斯大学签订友好校际关系协议。
对德州感情深厚真诚寄语家乡青年
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在他乡度过,但刘玉晨一直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非常关注德州的发展并为其鼓与呼。
刘玉晨给记者讲起一件往事。1981年,在一次会议上,刘玉晨了解到夏津东李官屯镇段庄村支书陶九岭早在1977年就搞土地承包责任制,比安徽小岗村早了差不多两年,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南振中将此事写成内参上呈最高决策层;国务院专门派人听取陶九岭的汇报;陶九岭的事迹,亦被新华社、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数十家媒体报道。刘玉晨听到后非常兴奋:这可是宣传家乡的绝好机会啊!
会议结束后,刘玉晨立马联系了自己的好友、著名作家李存葆,邀请他根据此事写一篇报告文学。刚从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归来的李存葆欣然允应,来夏津采访过后写出报告文学 《金银梦》,发表在1982年10月的 《解放军文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的来信如雪片般飞来……
“若有机会,我会尽最大努力为家乡、为老乡多做些事儿。”刘玉晨说, “在青年报、在高校,我都跟年轻人打交道比较多,现在我想借用这次机会,跟家乡的年轻人说几句话,都是我的切身体会。第一,年轻人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掌握一门技能,做事要用心,只要对的事,认定的事,就用心去做,最终能不能成功都会有收获,这是一种积累,切忌浮躁。第二,年轻人要擅长把握机遇,人生中总有那么几步,走对了就会产生质变,有量变、有质变,这符合发展的规律。”
在刘玉晨的书橱里,记者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刘玉晨与夫人在位于德州市建设街的一个小区里挽手而笑,照片背面写着: “2008年,与夫人在德州旧居,平房已成高楼大厦。”
采访的最后,面对为家乡题词的邀请,刘玉晨写下朴实却深情的一句话: “祝我的家乡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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