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磊）深秋的一天，我们驱车前去山东艺术学院采访我省享有盛誉的戏剧评论家阮文涛教授。一见面，记者就被阮老身上流露出来的很具有亲和力的学者气质所打动。阮老今年已经70岁了，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华孔子学会编委、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理事、山东省民族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戏剧评论家联谊会理事和民盟山东科教文委委员，离休前是《山东艺院报》的副主编。
在省内外戏剧文艺界，阮文涛是位声誉颇高的评论家，不仅因为他对戏剧文艺发展的独特见解，更因为他有着许多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相同的坎坷命运。
1931年，阮文涛出生于肥城市老城东关村。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接受了革命的进步思想并立志走革命的道路。1949年2月，他与许多爱国青年一道，踊跃加入到革命队伍的行列。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使他心潮起伏，热血奔腾，那溢满激情的歌词深深地折服了他。《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著名的戏剧文学家田汉从小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田汉的戏剧诗文，成了他所钟爱的文本。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吸引并坚定了他从事革命文艺的志愿，很快，他在华东大学文工团成为一名革命的文艺战士。不久，又先后被组织选送到山东大学艺术系和上海戏剧学院专攻戏剧文学，成为著名戏剧家李健吾教授的入室弟子。从文工团走向学府，阮文涛成为党培养的新中国首批大学生，从而使他在比较丰富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又接受了严格的系统训练，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
“当时一个班只有两三个同学，整个系也就是不到20个同学，三个班，但是教授在戏剧史上都是很有地位的老师。院长熊佛西是中国话剧界创始人，系主任李健吾直接教我，他是戏剧史上有地位的人，是创作家和理论家。还有赵铭彝、张君川，这些教授在戏剧界都是很有威望的老师。我很幸运。在他们面前，手把手地教，因为那时我是从老区以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份去学习，他们对我在教学方面各方面都很认真。戏剧学院这两年，对我来说在今后的业务专长上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1954年毕业后，阮文涛被分配到由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著名戏剧文学家田汉任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担任了全国唯一的权威性戏剧刊物《戏剧报》的编辑和记者，从此步入文化学术界。五十年代中后期，适逢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戏曲戏剧剧目进京汇演的盛事，他作为《戏剧报》的编辑、记者兼文艺批评家，热情地投身到采访和组织、编辑关于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大量新闻报道工作之中。
“当记者时才22岁，朝气蓬勃的时候。咱们国家当时也是最好的时期，除了现在，文革之前是最好的时期，党的政策非常开放，党的‘八大’开了以后，号召搞经济建设。作为我来说，工作上很卖力。”
在担任《戏剧报》记者期间，阮文涛对话剧《万水千山》、昆曲《十五贯》的演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写稿、组稿和拍照，推动了这两出戏的宣传。在写作了大量戏剧界新闻报道的同时，他还积极探索戏剧艺术，尤其是关于现实主义艺术美学规律的理论研究，并先后在《文汇报》、《戏剧报》、《北京日报》、《新民报》和《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戏剧评论文章。诸如《谈儿童剧〈祖国的园地〉》、《丑剧的美感》、《谈谈丑戏》、《山东戏曲会演观摩散记》、《谈京剧〈罗盛教〉》等等，对于戏剧艺术的传统与创新和戏剧艺术的美感特征作出了初步的探讨，给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剧作家、表演家们以极大的鼓励。
正当阮文涛满怀爱国报国之志，在戏剧文艺界大显身手的时候，灾难却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1957年，在党的大鸣大放号召下，他受组织指派在《戏剧报》发表了《天津戏剧界响起了春雷》和《为舞台艺术工作者呼吁》两篇震动当时戏剧界的文稿，呼唤“需要不同的流派”，要求“开拓不同的园地”，对“对舞台美术工作创造自由的限制以及创作权力的侵害”提出批评……这些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和尽职尽责的满腔热情，竟使他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内第一个受到批判并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从此，他被迫搁笔二十余载。
“57年党的整风，是不堪回首的一段。当时，我是文联大楼第一个被揪出的右派，北京市中央机关第一批被处理的右派，处理得比较严重，开除、劳动教养，和北京市其他人一列车拉到北大荒去。”
1957年7月13日，是令阮文涛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即将步入婚姻的神圣殿堂。然而，在这一天的编辑部会议上，他的作品受到了批评。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右斗争已悄悄地向阮文涛袭来。
“结婚那天下午开批判会，但没有指我的名字，指文章了。本来是想庆贺庆贺，当时政治气侯一变，都不敢了，也没这个心情了。当时新娘子在楼下等着我，开完会，一块吃点饭就回到新房。这时，田汉的秘书黎之彦急急忙忙地跑去了。他说，田老刚知道你要结婚，拿了一本书，签上名就让送来了。当时我很感动，有很多人想给我划清界限时，田老还送礼祝贺我结婚。星期六结婚，星期天回娘家，弄了个不欢而散，星期一大字报就出来了。再过一段时间，开群众大会批判的时候，田汉主持召开批判大会，第一个就把我揪出来。当时，真不是滋味。在农村批判时，我又成了田汉的爪牙了，都知道是田汉的秘书，我没法辩解。”
无休止的批判，直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在这人生最悲惨之时，阮文涛的第一个妻子离他而去。一系列的打击没有打倒坚强的阮文涛，经历了四年劳动教养生与死的较量，1962年6月，他回到家乡肥城。
“劳动教养4年后，回到肥城。后来十几年在农村里戴着帽，尽管戴着帽，没有人歧视我，在各个方面都很照顾。这些贫下中农，他们的看法是，一个共产党培养的大学生能干什么坏事？很朴实的感情，是非分得清楚。78年5月1日，胡耀邦主持工作后统一摘帽，肥城文化馆的同志把我请去，说你来给做点工作。第一个就是组织业余写作班子，帮他们写段子，写歌，写词，写歌剧；第二个是组织创作培训班，当时组织各个公社里爱好文艺活动的人训练，筹备全县文艺汇演。一系列的活动，可以说是我离开前的一种报答。”
1979年2月，在阮文涛投身革命30周年的时候，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正式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工作，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和缜密的思维投入到了劫后复苏的新时期戏剧事业中。这一年，他参加了为田汉平反的追悼会筹备工作，主持组织为田汉昭雪的宣传。
“平反之后，组织上安排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为田老筹备追悼会，他说你不要认为追悼会是给田老一个人开的，这是对整个文艺界的平反。文革首先开炮打的就是田汉，现在平反还是先给田汉平反，就意味着整个文艺界的平反。”
1979年9月，在自己要求下，阮文涛调动到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先后参与创办学报《齐鲁艺苑》并任副编审，主持创办《山东艺院报》任副主编，被山东东方女子学院聘为顾问、教授，被山东现代艺术专修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并任《中华人物辞海》特邀编委。80年代，他在教学与办报刊的同时，致力于新时期十年戏剧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研究，以期冲破理论上的困境。在《经历史检验了的真理》的长篇论文中，他以中国话剧80年的历史发展中的成败，印证了4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明的真理，并以中国戏剧的相互交融与吸收，探示摆脱前几年出现的戏剧“危机”之道。这篇文章获世界华人交流协会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并获中国大文化论文专著评委会颁发的一等奖。《笑着埋葬旧时代》一文收入《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并获金奖。其传略被《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人物辞海》、《中国国际名人辞书》、《全国高校编审名录》、《中国当代著作家大辞典》等收录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阮文涛荣获“献给共和国创立者”纪念章。
前些年，戏剧界一方面大谈戏剧“危机”，同时又盛吹捧之风。阮文涛不仅做人心胸坦荡，其文风也不染世俗，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发表的四十多万字文稿中，没有一件应景之作。
阮老一生致力于戏剧的研究，在这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人们的印象中，像话剧这样的戏剧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比较遥远，戏剧如何才能更快更深地走进人们的生活，阮文涛教授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
“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所谓现实主义，就是从生活中捕捉、收集，体验生活，然后把现实生活反映在舞台上。比如说‘苏丹与皇帝’这出戏，花了很大很大的本钱，但它把我们的祖宗给歪曲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现在有些人抓不住主题，对主旋律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
阮文涛教授是民盟的盟员，虽然现在离休在家，但他社会兼职很多，平时只要是有机会就积极地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在阮老最近出版的个人文集《烙痕》中，有几篇这样的小杂文“歌伴舞，从一台晚会说起”、“给中央电视台的两封信”等，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很多细小的社会现象十分关心。
“我说是职业病，也许不好听，应该说是职业特点，人家都说我是文艺批评家、评论家。作为一个职业，喜欢冷眼观世界，喜欢挑刺，比如说话说得不符合文法，我就想纠正纠正。搞国庆的时候，就说祖国五十华诞，怎么解释这个祖国，祖国是什么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祖国，现在她代表了祖国，但她不是我们祖国的历史。我们都说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共和国五十年历史，这个对了，概念混乱了之后容易出政治问题。我看电视也好，出去也好，看到这些东西，老是好找毛病。”
当采访要结束时，阮文涛老人通过记者手中的话筒表达了对家乡美好的祝愿。
“我说过我不忘父老乡亲，因为从我小到我受灾难时，父老乡亲们给我的关爱使我能够生存下来，我才有了今天。所以，我经常想念家乡，也希望能回去看一看。不断地听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我感到很高兴。我也希望肥城有更大的发展，而且有条件发展得更好。”
采访结束了，老人流露出了依依不舍的神情。我们的采访车开动了，阮文涛老人和夫人钱学敏依然站在楼下向我们挥着手。此时，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心愿，那就是祝阮老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