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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延安走来——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倡和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投入革命斗争实践，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摇篮和熔炉。《讲话》是革命文艺的明灯、火炬和号角。《讲话》对文艺工作有关问题的论述，全面而具体，精辟而深刻，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是中国新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培养和影响了几代文艺工作者的成长。山西文艺界的老前辈们有不少就是从延安来的。我请教过力群、贾克、胡正等同志，根据他们的记忆进行清点，将近有20人。力群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美术系的教员，苏光、程曼、聂云挺、牛文是美术系的学员；贾克、石丁、李束为是戏剧系的学员；张朴是音乐系的学员；李古北是文学系的学员。“鲁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创办的，成立于1938年4月。先后由沙可夫、赵毅敏、吴玉章、周扬主持工作。“鲁艺”设有戏剧、文学、音乐、美术4个系，系后来称部。文学部部长周扬；音乐部部长冼星海，后为吕骥；美术部部长江丰；戏剧部部长张庚。“鲁艺”是当时延安最高的艺术学府，任教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其知名度并不亚于今天的“中戏”、“中央美院”等中国最高艺术殿堂。

　　1941年夏天，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成立，与“鲁艺”同驻延安桥儿沟。“部艺”仿照“鲁艺”，设文、音、戏、美4个班，由鲁艺的教员代课。有的学员根据自己的兴趣到“鲁艺”各系旁听。在“部艺”学习的马烽就经常到“鲁艺”美术系的画室画画。在“部艺”的学员中，也有不少是来自山西的文艺工作者。马烽在美术班，孙谦在文学班，西戎、胡正、朱东、郭沐林、董新良、孔庆华在戏剧班。他们大都是来自吕梁剧社、七月剧社、前线剧社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此外，张一然是延安平（京）剧院的演员，杨威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这些当时在延河中淌水玩的年轻人，可曾想到在他们中间后来会出现结下半个世纪友谊、驰誉中国文坛的“西李马胡孙”；可曾想到在他们中间后来会出现多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民作家、人民艺术家。延安精神哺育了他们，使他们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艺苑的时代风云人物。这些从延安走来的人，大都成了山西文艺界的领导者。他们的业绩与山西文艺事业的发展同步。他们的作品在山西文艺史，乃至中国文艺史上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山西在延安的这些同志，并没有都能够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贾克同志当时不在延安，其他多数人由于是普通学员而未能参加。只有力群和张一然两位有幸参加了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不过既然在延安，这些没有直接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同志，不少人还是有机会见到了毛主席，听过毛主席的讲话。这些从延安来的山西作家艺术家，大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在延安的经历和对延安的回忆，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力群的延安情结

　　力群是1940年1月到延安的，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员。他当时28岁，已经是很有影响的青年版画家了。带着对“鲁艺”的感情，第二年，力群创作了版画作品《延安鲁艺校景》，简洁、明快、富有抒情色彩的风格，受到诗人艾青的好评，被誉为“木板上的抒情诗”。艾青说：“这幅作品的表现手法很生动，它的生动在于作品里所流露的高原的树木与天空之间的清朗的空气相调协，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为这位艺术家所再现的景象所魅惑”。作为“鲁艺”的学员，力群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的《讲话》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9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力群年已八十，但他从太原到灵石到汾西矿务局，短短几天，就为大学生、文艺工作者和厂矿的文艺爱好者做了4场报告。对于这件事，力群在他的《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专门列了一个小标题，叫做《宣传毛主席文艺思想》。

　　2002年，力群已是90高龄的老人。省文联为纪念《讲话》发表60周年专门举办了《人民艺术家力群作品展》。在展厅我见到了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力群同志。当他向我说起60年前，在“而立”之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景时，仍然是心情激动，感慨万千，觉得真正找到了文艺为大众的方向。就在毛主席《讲话》发表不久，这位久负盛名的青年版画家，作品风格大变，由讲究黑白对比的欧化风格一改为中国老百姓所喜欢的中国风格。他在展厅举了几幅1942年前后的作品给我看，前期版画大都采用西洋的明暗法来表现人物的面部，老百姓不喜欢，后期则改用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方法，人物面部清亮干净。力群认为他在《讲话》后的代表作是《丰衣足食图》，这先是一幅反映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的新年画，之后又刻成套色木刻，因为群众喜欢带色彩的美术作品。

　　力群说，《讲话》中提到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几十年来一直是我艺术行动的指南。我感到自古以来有良心的艺术家总是力求自己的作品为大多数人所欣赏，而不是所谓的“自我表现”、“孤芳自赏”。我非常同意邓小平同志1979年讲的这句话：“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而这句话也是基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力群沿着毛主席《讲话》指引的道路，一直走了80多年，为人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上个世纪80年代，力群还不时地参与当代美术思潮中的一些论争，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文艺方向。

　　2004年阳春三月，中国文联和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力群美术作品展》，展出了力群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版画80件、中国画50件，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的好评。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申维辰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热情地赞扬了力群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力群先生虽然年逾九十，功成名遂，但他仍然关心着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关心着美术队伍的成长；仍然刻苦学习，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和真诚的艺术情怀。这种无限的生命活力，就是源于他对生活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源于他终身不能割舍的延安情怀。

　　力群称自己的家室为“怀延斋”。力群的书画作品在落款时，大都写：某年某月于并州汾河之滨怀延斋。晚年移居京华后，其书画作品落款则多为“京郊燕山下香堂村怀延斋”。力群说：“‘怀延斋'，即怀念延安也。”怀念延安是他梦寐萦怀的解不开的情结。在力群晚年编的两个集子《晚霞集》和《余晖集》里都谈到“怀延斋”的命名问题。在《晚霞集》所收的《重返延安》一文中，他说：“延安的时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代，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代。然而已逝的美好的时代是永远不复返了，留给我的只有怀念，所以我把我的家室谓之‘怀延斋'。”

　　力群怀念延安，就是怀念“鲁艺”，怀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主席的《讲话》，这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每逢《讲话》发表多少周年纪念日时，他都要写文章，回忆在延安时的情景，书写自己的感受。

　　1962年6月24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力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延安的木刻》一文，说在《讲话》的指引下，改变了版画创作极端欧化的风格，使木刻作品与新的时代和群众相结合。1982年5月，《讲话》发表40周年，力群写了《40年的实践》一文，回顾自己在《讲话》的指引下所走过的创作道路。1987年5月，为纪念《讲话》发表45周年，力群写了《我感到光荣》一文。1992年5月，《讲话》发表50周年，力群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鲁艺新气象》的回忆性文章。1997年5月，《讲话》发表55周年，力群写了《文艺工作者的行动纲领》一文。2002年5月，《讲话》发表60周年，力群以九十高龄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永不熄灭的导航灯塔》的文章，提出要“保卫我们的文学艺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此外，他还写了散文《怀念鲁艺》（1988年）、《重返延安》（1999年）和诗歌《怀念延安》（1997年）。这几篇散文和诗歌分别收在作者九十高龄时编的《晚霞集》和96岁高龄时编的《余晖集》中。2008年4月出版的《余晖集》，力群自己说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在力群1997年5月出版的自传性质的专著《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以单独一章的篇幅专门讲《永远怀念的“鲁艺”生活》。

　　马烽的大众情怀

　　马烽在“部艺”美术班受业于名师，如讲美术史的是王朝闻，教木刻的是马加和古元，教漫画是蔡若虹和华君武。阴差阳错，这些艺术大师们培养出来的却是一位驰名中外的大作家。马烽当时是“部艺”的年轻学员，未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可就在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毛主席要来桥儿沟给“鲁艺”和“部艺”的学员们做报告，马烽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听到毛主席的讲话。马烽当时坐在会场的最后边，毛主席的湖南话他又听不大懂。不过大致意思还是了解了。给马烽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毛主席劝导大家不仅要在“小鲁艺”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到“大鲁艺”去学习，也就是说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社会、深入生活，才能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就在听到毛主席的讲话不久，1942年9月，马烽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第一次侦察》。

　　从“部艺”结业后，马烽和其他在“鲁艺”、“部艺”学习的人员一同编入八路军一二零师战斗剧社。马烽不会演戏，只能是看排戏、办墙报、刷标语，演出时做一些挂幕布、搬布景片的后台工作。有一次在延安给党中央汇报演出，演的是一出大型歌舞活报剧，剧名叫《晋察冀的乡村》，内容是描写普通农民在八路军的指导下，组织起来奋起抗日的故事。同在战斗剧社的胡正在剧中扮演一个民兵。可就在演出的前一天，一个扮演青年农民的演员突然病倒了，导演成荫让马烽顶替。马烽再三说自己虽然在几个剧团待过，可从来没有演过戏。可成荫坚持让他顶替，大概是看马烽的形象近乎青年农民。好在这个角色没有多少戏，不唱歌，不跳舞，甚至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只是送一封鸡毛信，只要踏着音乐节拍，从舞台这一侧急速走到舞台那一侧就完成了任务。成荫还为马烽排练过几回，倒也满意，说就这么定了。正式演出开始后，马烽穿着剧中农民的服装，站在侧幕条后面等待上场。马烽还不断地告诫自己，出场后千万不能紧张。可候场时他忍不住偷偷撩开幕布向台下看了看，忽然发现毛主席也坐在台下，立时紧张起来，说不来是兴奋还是惧怕，只觉得头晕目眩，紧紧地拿着那封鸡毛信，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幸好有人在背后推了他一把，低声喊了句：“快上！”马烽才走出了侧幕，可是全身发软，两腿不住地颤抖，隐隐地听到台下发出的笑声，就更加心慌意乱，走路的步子怎么也踏不上音乐的节拍，深一脚，浅一脚，东摇西晃，差点栽倒在台上，最后总算跌跌撞撞下场了。一到后台就挨了导演的一顿训斥。吃饭时，有人用极其夸张的步法表演马烽的“台步”，引得人们哄堂大笑。马烽只能自我解嘲地说：“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鸡毛信送到了，要不戏能贯联下来？”

　　半个多世纪来，马烽正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的，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走同时代和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从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1987年5月成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时，大家鉴于马烽在大众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致推选他为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2000年2月，八卷本的《马烽文集》编好后，马烽坚持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毛主席《讲话》，马烽主张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他并不同意完全照抄照搬。他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次省委宣传部在晋祠宾馆开座谈会，马烽在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讲话，题目就是《坚持和发展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2003年底，省里召开第七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重病中的马烽在他写给两会代表的信中还嘱咐大家要坚持深入生活，贴近实际，多写好作品为人民大众服务。

　　束为的桥儿沟记忆

　　束为是随决死二纵队黄河剧社于1940年10月到达延安学习的，住在延安城东10里的桥儿沟村。鲁迅艺术文学院就在桥儿沟村。村中路北的一座高塔双耸的歌德式的教堂建筑就是“鲁艺”的所在地。束为被分配到“鲁艺”戏剧系编剧班学习。在这里，他们听周扬讲艺术概论、张庚讲戏剧概论、周立波讲名著选读。在张庚老师的指导下，束为阅读了莎士比亚、奥尼尔、席勒和曹禺、夏衍的大量剧本，阅读了果戈理、契诃夫的代表性作品。当张庚老师介绍他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他觉得和他在方山城读过的“万有文库”本的《哈姆雷特》不一样，那个本子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不好懂，而这个白话译本好懂。张庚告诉他，“万有文库”本是严复翻译的，严复不懂外语，是别人给他读，他用古汉语写成的，所以就不好读，更不可能搬上舞台演出。“鲁艺”的读书生活，大大开阔了束为的眼界，使他吸收了丰富的知识营养。“鲁艺”的东山图书馆更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他常常是带上干粮坐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土坯垒的“沙发”上，一读就是大半天。

　　“鲁艺”经常举办周末晚会，由戏剧系、音乐系师生和实验剧团、平（京）剧团演出话剧、平（京）剧、大合唱、交响乐等毛主席批评的“大、洋、古”的东西。有一次由戏剧系演出苏联名剧《带枪的人》，束为被分配到后台搞放大炮的效果。他和另一个人抬起一个大汽油筒，突然使劲墩在木质的地板上，那声音比放真大炮还要响，吓得白卫军狼狈而逃，使束为过了一把参与演出的瘾。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不久，毛主席到“鲁艺”作报告。毛主席关于“大鲁艺”和“小鲁艺”的讲话，同样给束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艺”的学员们纷纷要求到前方去，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束为同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于1943年1月到兴县晋西北文联报到。不久就分配下去做实际工作。马烽留在工会，胡正去了静乐，西戎和孙谦去了保德，束为分到河曲巡镇三区农会当干事。他在农村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写了第一篇小说《租佃之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延安“鲁艺”的生活给束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鲁艺”戏剧系编剧班学习的束为没有成为一位剧作家，却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这得力于他的革命生活经历，得力于他对生活细致的观察、深刻的体验和充满激情的感受，也得力于“鲁艺”这所战时最高学府的哺育和培养。束为在全国解放后写了一篇散文《桥儿沟风情》，详细、深情地记述了这段难忘的岁月。

　　贾克的“鲁艺”生活

　　当时在延安没有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但是听过毛主席讲话的还有贾克。1938年4月10日，延安“鲁艺”正式成立。毛主席在“鲁艺”开学典礼上讲了话。贾克记得，毛主席针对“鲁艺”人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特点，要求大家团结合作，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里发展革命文艺运动，完成革命文艺的使命。“鲁艺”开学典礼18天之后，即4月28日，毛主席再次来“鲁艺”讲课，主要内容是“怎么做一个艺术家”。毛主席讲：要做一个好的革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现在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还要为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功夫掌握艺术技巧。这可能是毛主席第一次向文艺家提出文艺创作的“理想、生活、技巧”三要素。毛主席的这一基本观点，在4年后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贾克同志还给我讲了一段难忘的插曲。贾克是戏剧系二班的生活班长，毛主席来“鲁艺”讲课那天，正好轮他值班。那天，毛主席讲得很多，到了中午开饭时间，主席讲兴正浓，又讲了很长一阵才结束。按平时正常情况，值班班长应该喊的口令是：“起立！敬礼！下课！”等送走主席以后再喊“开饭”才对。贾克看时间拖得太久，随口就喊成：“起立！敬礼！下课！开饭！”只见主席笑了笑，挥挥手，就由“鲁艺”院长沙可夫陪着走了。贾克还没有醒过神来，就被教务主任和区队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事可让贾克懊悔不迭，每当想起都心中不安。

　　1939年秋，贾克离开延安回到敌后工作。时隔6年多，1944年5月，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回到延安，参加文艺整风补课。这时贾克才看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本文件，参与了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讨论修改。

　　胡正的文学梦圆

　　胡正是“西李马胡孙”五战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1939年11月，年仅15岁的胡正随吕梁剧社从永和过黄河到延安，在桥儿沟学习。在延安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胡正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不久，剧社离开延安到了晋西北。1940年10月，剧社又回到延安，剧社的同志分配到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个班学习。1942年5月30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不久，在“鲁艺”的操场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来吕梁剧社并入驻在绥德的一二零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战斗剧社受当时延安演大戏、演洋戏、演古戏的风气的影响，正在排莫里哀的《悭吝人》。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贺龙司令员让他回到战斗剧社，传达、贯彻毛主席《讲话》精神，并要按照《讲话》精神排几出新戏，秋天到延安汇报演出。欧阳山尊回到绥德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和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剧社立即停演了《悭吝人》，创作、排演了反映敌后斗争的几出新戏。10月，剧社从绥德回到延安。11月22日晚，剧社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话剧《晋察冀的乡村》，毛主席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来观看演出。胡正在剧中扮演一个民兵，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主席看戏的第二天，就给剧社的领导写来信，说：“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在毛主席《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戏剧走向了群众，“鲁艺”排演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和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为戏剧运动和文艺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通过这些事，胡正对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有了深切的体会，他感到文艺要为群众所接受，文艺工作者必须走向群众。

　　1943年1月，遵照毛主席《讲话》精神，胡正随剧社回到晋西北根据地，深入敌后前线和农村生活。胡正到了静乐县二区，担任抗联文化部长，并参加武工队，和当地农民一起开展对敌斗争。在战斗生活间隙，创作了短篇小说《民兵夏收》，这是继描写一位抗日女英雄故事的短篇小说《碑》之后又一篇作品。这两篇小说都发表在1943年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胡正也由此走向了文学创作道路，成为一位在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以及电影文学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的人民作家。